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在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深化过程中，成本与效益是永恒的话题。

根据今年9月份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我国农村信贷服务实现了明显的提质增效，包括农户生产经营贷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以及农户信用贷款占比都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其背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对普惠金融服务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质效提高有所贡献。尽管受大行业务下沉等影响，不少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都出现了暂时的经营承压，但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整体来看，效益还是能够覆盖成本投入且可持续的。

但在偏远地区的农村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聚集区，其金融服务的成本效益平衡问题构成更为复杂。在深入采访了包括青海、广西、贵州、宁夏以及四川部分地区等地后，记者发现，这些地区金融服务成本效益平衡过程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需要格外关注这些地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过高的资金成本会影响金融机构业务的持续推进。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往往较高，这其中当然有服务半径较大、业务维护成本较高的问题，但其可以通过优化基础金融服务和提升服务线上化程度予以缓解，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机构资金来源不稳定。据记者观察，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储蓄结构的影响，因为这些机构对公存款多是贷款业务派生的，不确定性较大，因此储蓄存款的稳定性深刻影响着机构的资金成本。而偏远地区农牧民金融意识薄弱的表现之一是缺乏自主熨平收入的意识和能力。农牧业收入具有波动性，不少农牧民习惯于挣一笔花一笔，再加之近几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农村存款业务的侵蚀，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和成本，进而导致成本与效益的不对等。

二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依赖性较强。至少目前，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仍难以以线上化方式予以满足。一方面，偏远地区的生产生活数据受制于技术、特性等原因很难被量化或很难转化为金融机构所需要的信用信息。除了青海农牧区畜牧业的数据外，记者在贵州、广西部分地区看到当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所使用的农地等数据在实际中也很难转化为有效的信贷支持，像家庭收入、经营情况、外出务工等数据信息还是必须结合线下沟通获取，而这对于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部分农牧民确实仍存在历史性地不良征信记录，这导致他们必然无法通过一系列线上贷款的审核，而信用修复也需要人民银行分支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线下的逐一推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业务下沉。

结合上述两方面，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成本与效益的平衡需要关注当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机制和业务结构，通过引导其构建更完善的服务机制、综合优化不同服务渠道，来推进机构在成本、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推进业务下沉。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业务推进的过程中降低综合资金成本、消化已形成的风险并且优化业务结构绝非一日之功，培育农牧民良好的金融行为和素养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像在此次青海采访中，就有金融机构透露仍未感受到机制改变对缓解高运营成本的作用。因此，为了提升当地金融机构的业务可持续性，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先在农村金融机构设置财政存款账户、一定程度上放宽再贷款发放限制等，以支持其降低资金边际成本。